戴逸先生的故乡情

2018-01-11 09:48:23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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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家戴逸(原名秉衡)先生是常熟人。他自1944年秋读大学后就与家乡渐行渐远,先是去了上海,两年后去了北京,从此就在京城学习、生活、工作了70多年。在这漫长的70年里,虽然也曾回乡探亲或公干,但毕竟行色匆匆,席不暇暖。“近乡情更怯”与“感时花溅泪”的缕缕情思交替缠绕在他心头,虽然没有“白发三千丈”的夸张,但乡情乡思乡愁是实实在在地与日俱增,成为人生旅途行囊中一沓厚厚的书稿。

戴逸先生是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史坛名人,更是由新中国培养的史学大家,学识渊博,治史严谨,仁厚待人。由于他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而地方志又称一方全史,素有史志相通之说,所以,家乡的史志工作者一直将其尊为权威。上世纪80年代初,新中国首届大规模编史修志工作启动后,常熟市人民政府就聘他为《常熟市志》编纂工作顾问,以方便求教请益。30多年来,戴先生与常熟交往联系最多的也是这批人。

戴逸曾这么评价常熟的地方志:编修地方志书是常熟极富地域特色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自1196年(南宋庆元二年)至1949年的750余年间,常熟编修的地方志书多达40余种。这些志书无论官修私纂,虽精粗有别,均为史材之宝库、文化之瑰宝。历史长河之见证,乡邦文献之珍要,每一个常熟人都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我作为一个旅居京城多年的常熟游子,也深感欣慰和鼓舞。

1990年3月,当耗时8年的新中国第一部《常熟市志》终审稿送奉到戴先生案头时,他便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穷数日之力,通读一过。仿佛时光倒流,把我带回童年时代的环境中,我所熟悉、热爱的故乡似乎在我耳边喁喁细语,诉说自己的百年遭遇,使我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地了解故乡,使我在情感上、知识上得到极大的充实和满足”。戴逸先生并未一味抒情,抒情只是为了表露他对家乡的眷眷之心。他是实实在在读了这部一百数十万字的厚重志书的,且边读边思,郑重指出,这是一部篇幅宏大、卷帙浩瀚的大著作,其详备程度超过了常熟历史上任何一部志书。“在阅读《常熟市志》时,也沉浸在思索和探求之中: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常熟的经济能够高速度发展?”他认为,除政治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自然因素——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农业的丰足为整个经济发展确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因素,“当我读了《常熟市志》的教育编、科技编、文化编、藏书著述编,我更深地理解到常熟市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良好基础以及多年来投入之多、用力之勤、成绩之大……一个教育严重滞后、文盲充斥、理想失落、精神滑坡、人民素质低下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我读了《常熟市志》,强烈地加深了这一信念。常熟市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得益于它文化积累的深厚、教育的普及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可以看出,戴逸先生在为《常熟市志》所作序言中不仅充分肯定了志书的纂修质量,也点明了志书特色,实际也就是常熟特色:文化以经济为支撑,经济以文化为内核,社会以文化塑造灵魂,人民以文化提高素质。在他看来,文化与经济具有相互保障、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也是戴先生一以贯之的思想。2016年10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文并对此作了深刻阐述: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同时并举的,文化以经济为基础。在经济建设高歌猛进的时候,必然会给文化以滋养,带动文化的蓬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的任务,正是提高人们的品德,充实人们的知识,塑造人们的心灵,使人民具有高远的志向和昂扬的精神风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戴先生除为《常熟市志》撰写序言外,还为《重修常昭合志》《常熟碑刻集》《常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词典》《常熟图书馆志》《常熟塔前小学志》《常熟历史文化研究》等史志书刊撰写序言,为《常熟乡镇旧志集成》题签,为常熟档案馆馆藏的常熟老报纸申报国家珍贵档案撰写推荐意见;经他推荐,《常熟乡镇旧志集成》和《徐兆玮日记》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办的《文献丛刊》,得以正规出版。戴先生是个大学问家,是久负盛名的文化人,虽然他数十年旅居京城,工作繁忙,要务缠身,但始终未曾忘怀家乡文化对他的哺育与滋润,这许多序言、题词、题签就是他向世人推介常熟文化、弘扬常熟文化、推进常熟文化事业发展的生动例证。

记得在戴逸先生熟悉并敬重的季羡林先生的集子中有这样两句诗:“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谁都明白,这个“你”是可以指家乡的,“走得多么远”也可以读成离得那么远。用这两句诗来描述戴逸先生的故乡情结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沈秋农)


责编: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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