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的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

2018-02-06 09:30:20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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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国传统的《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可将敦煌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由于经部、子部、集部的文献大多有传世本可以参照,而史部文献除个别传世史籍的抄本残卷外,绝大部分都是未经前人加工改造的原始档案,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对其进行辑佚、分类、校录、研究,提供系统完备的敦煌文献校录本,以方便学界使用,是敦煌学界的责任和义务。

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必要性

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是研究的第一步,只有经过认真整理、辨别的材料,才能真正发挥其研究价值。由于敦煌文献基本上都是写本时代的材料,其文字还没有定型,书手写作的随意性很大,而敦煌史部文献大都是民间书手所写,有些人甚至文化水平很低,所写契约、社文书、账簿、书信等文书中,俗字、别字、错字较多,给使用者造成了很多麻烦。因此,敦煌学研究可以说就是从文献校录整理开始的。

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导致了对其利用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客观的研究条件来说,敦煌文献数量巨大,阅读不易。目前统计有近七万个流水号,主要收藏在中、英、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图书馆、博物馆中,有些甚至还在私人手中,学者们基本上无法看全所有敦煌文献。现在,各家馆藏的敦煌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使研究者有了接触图版的机会,但各家馆藏多按流水号记录,编排杂乱,甚至混入一些伪造文献和非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献。所出图版也都是按照各国、各地馆藏的流水号编排,未经整理。皇皇200余册,研究者要全部通读也非易事,且影印本价格昂贵,一般研究者无力购买,即便是一些图书馆也很难全部购买。另一方面,从敦煌文献本身的情况来说,学界认为研读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这些障碍客观上束缚了研究者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也限制了敦煌文献研究价值的发挥。

鉴于上述情况,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重新编排,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帮助读者冲破敦煌写卷的束缚和限制,使其不再受残卷、俗字、讹字等情况的困扰,为其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和文本保障,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者的殷切心愿。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之现状

敦煌文献发现后,我国学者及时开展了校录整理,如刘复《敦煌掇琐》、陶希圣《唐户籍簿丛辑》、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等,都是当时的代表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敦煌历史文献的分类校录工作,其中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为代表。还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日本学者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山本达郎等学者编著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集》(5卷)、俄国学者丘古耶夫斯基的《敦煌汉文文书》等,都是同时期敦煌历史文献校录整理的典范之作。

但是,不必讳言,由于各方面原因,前人的整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受当时敦煌文献公布数量的限制,前人能见到的材料有限,也没有条件对全部敦煌文献进行普查,已出版的分类录校本所收文献并不全面。其次,以往敦煌史部文献的整理者以历史学者为主,对语言文字学界的研究成果吸取不足。甚至对于有些语言文字学者的批评与商榷意见,历史学界也不够重视,未能及时充分吸收,在一些校录中仍然沿用前人的误录、误释,造成对敦煌文献理解的障碍。如敦煌文献中常作为人名出现的“”字,前人多将其录作“毛”或“屯”,这就直接影响了对敦煌姓名文化的理解。最后,在校录原卷时,有较多的校改、校补。其中有些改、补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改、补意见是由于不了解当时的语言文字习惯造成的,这样会对读者造成一定的误导。甚至有些径改、径补,破坏了敦煌文献的原貌,使研究者不能通过录文了解原卷的实际情况,导致一些校录本可资利用的价值打了折扣。

虽然存在以上问题,但前人在艰苦条件下的开创工作仍然值得敬佩,这些成果也是后来者进行校录工作的基础。随着敦煌文献图版的影印出版及部分写卷彩图的公布,学界进一步提出了对录文准确性和文献收集全面性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辨伪、定名、缀合、汇校,形成高质量、集大成的敦煌史部文献汇校本,为学界提供一部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样权威实用的定本,让敦煌文献走出敦煌学的圈子,真正融入学术界,才能使敦煌文献对整个学术研究发挥更大价值。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需要推陈出新

鉴于已有整理本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新的整理校录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突破:一是要力争在搜集文献的全面性上做足功夫。目前各国、各单位所藏敦煌文献已基本公布,有了比较全面、清晰的图版本,国际敦煌项目(IDP)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也公布了一部分彩图,几乎能够掌握全部的敦煌文献。研究者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资料收集的全面性方面尽最大努力。二是题解中要对每件文书基本情况给予概要说明,包括文献的状貌、内容、存佚、刊布、著录以及定名定年的依据,等等。对于前人已定名、定年、缀合的,题解中应予以介绍,并说明从之或不从的理由。这样一册在手,相关文献的基本信息和研究状况及学术史就全部掌握了。三是要尽量保证录文的准确性。录文的基本要求和宗旨是忠实于原卷,客观真实地反映原卷的状貌与内容,使研究者能够放心地使用,省去检阅原卷之繁。除个别收藏信息不明或未公布的文献外,所有辑录的文献都应该以原卷的图版为准,有彩图的文献尽量核对彩图。对一些文字清晰但暂时不认识或无法释读的,要采取照描其形的处理方式,不予臆测,留待今后释读。当原卷有漏写时,如所漏写的文字不影响文意,则不予臆补,即不做无理由的校补、校改,避免以己意误导读者。如确需补充校改,则应在校记中说明理由,并规定固定的符号标记,使读者知道原卷的状貌。另外,敦煌文献内容庞杂,有些内容暂时读不懂也是难免的,遇到这种情况也应以保存原卷为主,不应对原卷内容进行臆测。四是校录中要尽量吸收文献学、语言文字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如对相关俗字、缺字、漏字及漫漶者,应仔细考订,尽量吸收汉语史研究的成绩,作出谨慎的选择。五是校记要精审。在撰写校记时,既要有自己的辨析、比勘,体现校录者的认知和见解,又要掌握学术研究的脉络,充分吸收前人整理研究的成果,厘清前人的贡献和已做出的成绩。

敦煌文献校录整理所取得的成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这些经验也大多是前人已经指出的,后来者只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认识,有些也是在整理的过程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中的一些经验也适用于一般的古籍整理。比如敦煌文献中常遇到的俗字问题,一般古籍也会遇到,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文籍流传均靠手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俗字,即便是宋元以后的刻本也有大量俗字,有些古籍的讹误和异文需要通过俗字的分析才能理解。另外,对于校改、校补的审慎态度,古籍整理与敦煌文献整理也是一致的,如一些古籍在其他版本都缺某字,唯独四库本不缺,大体都是四库馆臣妄补,已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也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刘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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