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一章第五节之当代知识分子对价值重建的文化担当

2019-05-22 15:39:3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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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着精神的涅槃和自身新传统的重建。在文明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转换中,中国文化不断扬弃自身的负面效应并获得全新的精神命脉。文化精神兴衰依仗于“周行不殆”的道之动。思想“大道”的深厚廓大,可以使人在中国文化总体精神考察中,直观体认“人”与“道”的内在联系。道在言中,言与道存。正是通过历史长河中的浩瀚文献之“言”,我们才能通过真切地当代意义阐释,把握并领悟中国历史文化之道。中国人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中建立自己的形象和素质,相反,中国人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中把握自己的精神,获得自己的本质特征的。因此,就中国文化精神而言,中国哲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之魂,而中国艺术审美体验则是哲思之灵。通过历史的筛选和当代精到的分类,从广义的文化哲学视阈去审视中国文化精神踪迹和重塑中国文化形象,成为在新世纪的精神“问道”。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担负着中国价值重构的使命,这源自我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症候的关注或者说焦虑。至于策略问题,我想说,任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都是自觉的文化输出的结果。以西方为例,我们都说西方海洋文明具有进取精神,有将自己的信仰普遍化的倾向,这是一种天然习性还是一种文化策略?我认为文化策略的因素更多一些。全球化的过程是西方现代性不断扩展的过程,从发现新大陆开始,西方的文化输出就是自觉的。今天美国文化,西方文化在全球的广泛传播,绝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人类自觉行为的结果。

21世纪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处在纷繁多样的世界文化氛围中的中国文化,只有致力于文化的输出,追求文化的平等对话,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现代的文化碰撞和交融,才可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继而发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同时,在批判当今中国文人的文化自卑及文化失败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文化战略”,向全球推广汉语与文化,让世界关注、了解中国的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人类和平”,强调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从新的视角探讨东方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未来走向,深入厘清中国文化的理论特质,更好地总结和回顾中国文化的过去和现在。

文化价值的重新确立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一个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份和立场已然成为经济崛起后的知识分子价值重估的人本地基。

在知识谱系的转换中,知识分子的选择变得重要起来。知识分子既不可能彻底逃离人文精神而拥抱世俗精神,也不能完全在精神流亡中走向单一的传统,更不可能告别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而走入犬儒主义和语言游戏。抱怨时代是无意义的,全球化时代仅仅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场域,关键在于知识分子的主体和自我选择。如果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谱系转换的世纪末风景中,使其人文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日渐枯竭,甚至其学术主题和问题都只能依靠海外引入,跟在别人后面学嘴,自己丧失了提出和解答问题的能力,那是相当可悲的事情。

从全球化角度和知识分子审理的角度透视知识分子问题,有可能使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知识价值层面看当代知识分子不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诸多现实境况,以阐释其不同于往昔的精神存在方式,并对其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中的问题,做出新的判断和修正。正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哲学家是“人性的担当者”。正是基于这种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和思想平台,知识分子就不能终止投身于普遍价值和知识范型价值重建的倾向,这或许是知识分子的应有之题。

对知识分子而言,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作为一个互动的体系,使得所有世界成员都不可能逃逸社会发展或衰退所带来的种种存在压力。从“全球镜像”中看当代“中国镜像”,对诸多具体镜像进行审视,有可能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形成一种紧迫的问题意识,进而在剥离文化霸权话语的虚妄时,厘定当代最为基本的问题并警惕互相缠绕的思维陷阱。只有抓住历史的契机,把握全球化构成中的处于低势位的“转型期中国”所具有的流动演化性,追问自我身份认同在价值创构中遭遇到的诸多问题,才能使思想者在话语转型的“苦难历程中”,体认到这种境遇所提出的挑战式机遇,并转变僵化观念抵达多元性对话,从而将前沿性思考推进到新世纪。

知识分子的存在是这个时代存在的一批活跃的因子,知识分子存在的思考的对象是这个时代群体中问题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的地位。在我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形而中”、“形而上”“形而下”三个层面对社会现实加以关注。就“形而中”层面而言,知识分子强调一切文化制度社会都与人的欲望有关,讨论各种欲望及其压抑和敞开问题有就触及到人的全面发展、片面发展、片断性异化,社会制度和社会公正、社会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人类远景是否辉煌,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人与社会的生态学联系形态等。进入“形而上”层面,将引发关于死亡的看法以及此岸彼岸的宗教问题的思考,对理性的设限和对禁忌的设立,以及关于生命终极意义问题的追问问题。进入“形而下”层面,则关注社会边缘群体,诸如下岗女工、关于边缘人、社会底层处境的思考等等。

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已经不可忽略。因为,在前现代时期,经验先行,理论滞后,理论是经验的总结。在现代时期,根据韦伯和西美尔的看法,经验与理论并行交错,有时是理论对经验纠偏,有时又可能是经验对理论纠偏,两者互补互动。在后现代时期,则要改写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也许相反:“理论之树常青,而生活有时是灰色的”。信息社会瞬息万变,时空观念与康德时期已经不完全一样。人们观念的改变可以导致生活状态的改变,导致存在意义的转变。理论因此成了先行者,但危险在于,它可能是空洞的,也可能是游戏状态的,甚至可能是误导状态的。尽管如此,也不能改变理论具有先行意味的事实。所以,在理论超前的状况下,知识分子要对当代和未来的走向先行提出、先行感受、先行体验,甚至先行判断。没有这一切先行判断的胆识和前瞻性,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见”,知识分子对当代问题和未来走向将是盲视的,即使在自以为“洞见”的时候也有可能产生“误读”。

在话语意义上,当代知识分子不再是以寻求共同性为旨归,而是强调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中的个体、民族、国家文化的差异性。传统知识分子过去一般是求同,就是个体与集体保持步调一致、目标一致、思想一致。但今天的思想关键词是“差异性”:个体与他者有差异,这一代学者和上一代学者有差异,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有差异。这种存在于文化、语言、思想方面的差异是正常的,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寻找自己个体生存理由、个人学问的出发点的关键。怀疑只是我们清理地基、自我清理思想、清理历史的一个开头,但是,更重要的是清理后,消解了一些累赘物、多余物、剩余物和不重要的东西以外,在剩下“事情本身”的真理后,中国知识分子还要创建或者重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

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从“文化拿来主义”走向“文化输出主义”。一方面,在现代性时代我们还处于知识“求学”阶段,基本上是跟着前沿性学术走。新世纪就更加具有精神自觉,不仅知道跟着走跟着说,还知道如何“接着说”,并且能反思自己言述是否恰当。另一方面是,新世纪的中国毕竟已不再仅仅处于从前现代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而要面对现代性自身的诸种困惑,面对复杂的后殖民语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背景。其中,不仅有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向,还有人们心态的转向,后殖民语境的转向,以及个人学术的定位、定力和转向问题。在这种转型中,有清醒的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意识殊为重要。

全球化时代使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诞生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思想的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一个急需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我对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持审慎的乐观态度。如果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不再乐观,那么这个世界将成为思想的真正暗夜。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这凡俗生活中的思想萤火虫,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精神微光,在暗夜中提供一线光明而使思想得以传递播撒。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员,是在社会庞大肌体中的一种微量元素,维系社会发展这个大脑、心脏和整个肌体的运行。真正的知识分子承接历史面对世纪的未来是低调而沉稳的,不是趾高气扬充满权力欲的。只有当知识分子群体具备这样的知识状态和精神价值状态,我对新世纪人类前景才具有了某种“审慎的乐观”。正是有了清明的问题意识,我们才能真切审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问题,意识到问题所在和严重性,才有可能为中国进入WTO和全球化语境中的位置提供真切的知识地基和思想空间。

我坚持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因其对死亡问题和意义的穿透使其不断进行思想冒险,他们不畏文字狱、不抵制报复、倡导宽恕,反对战争、反对毁灭人类与人类为敌的所有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意义公正的确立者、阐释者和自由言说者,不仅应该为这个时代提供新的思想可能性,而且应该立足于更为广阔的世界语境中,为人类未来的处境真切操心。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太忧虑未来,因为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都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它们对人类整体走向的预计是悲观中蕴含着乐观。他们是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生存的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揭底的人。他们以理性和语言去探索人性中的未知领域,在现代人的情感萎缩中唤醒对存在状态的思考,投一束思想的光亮照彻幽昧的思想暗夜,在严峻的学术文化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二个世纪的苦难并开出文化精神新境界的是真正的学者、哲人。

随着文化战争的兴起,人们已经重新体会到铁与火的痛苦,更加珍惜那些高精尖的文明财富。我坚信,随着中国文化输出和东西方对话机制的建立,随着中国文化的创新,随着中国文化的重建,整个世界的文化生态的重建也将会到来。尽管理想遥远,但路总在脚下。(王岳川)

(本文出自《发现东方》第一章 发现东方:文化定输赢 第五节 当代知识分子对价值重建的文化担当)


责编: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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