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二章 第一节之被看的身份: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读

2019-05-27 14:03:35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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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战争频仍、民生凋敝,救国救民成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和“走出东方” 的思想,胡适为避免“全盘”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观点, 并导致一场重大的文化论战。 大半个世纪以后,对这场文化论战的是非学界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种“全盘”之声的误区经历了历史的公正验证,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经济的崛起必将引发对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

中国已经进入了大国崛起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有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它的指标是人均GDP1000美元,要求基本实现小康水平,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次现代化是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是其表征。 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也日益尖锐,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遭受西方偏见的攻击就可见一斑。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中有个很大的缺憾,那就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包括五帝和夏、商、西周在内的两千多年未建立年代学标尺。从西汉的刘歆开始,历代学者就想尽各种办法推定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但两千多年过去了始终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于是,在学界对《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疑古”的背景下,人们只能依靠《三字经》模糊的记载远看中国史前史:“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1996年5月16日,国家“九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等四位首席科学家领头下,组织了多个单位的多位专家联合攻关,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的问世将我国的历史准确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即公元前20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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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3《夏商周年表》示意图 局部)

但只隔了两天,美国《纽约时报》(2000年11月10日)就刊载了一篇署名为Erik Eckholm的题为《中国,古代历史引发现代怀疑》的文章,引述美国历史学家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的批评说,这是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企图把中国历史记载前推到公元前三千年,把中国推到和埃及一样的水准上,表明这是一种政治和民族主义上的冲动。此前2000年7月20日,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刊载署名Bruce Gilley的文章题为《中国:民族主义》。该文认为:中国把夏朝列为中国神圣历史的证据,其意义等同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吹嘘自己历史,中国发动此项工程的目的值得怀疑。虽然一些西方汉学家立场中肯,但也有其他不少人附和西方媒介,不仅完全否定夏商周工程,怀疑夏代的存在,攻击中国考古学的质量,甚至把对夏代历史的正当学术性质疑,升级为对中国传统历史记载的无端怀疑,进而借古讽今,称中国学者对夏朝的“盲信”代表一种“文化灌输的危险意识形态”。2001年6月,北大《古代文明研究通讯》刊出一篇长文,摘译报道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海外引起的讨论, 其后《中国文物报》又花了一整版篇幅,予以摘要刊登。

在我看来,《远东经济评论》、《纽约时报》等出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指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和所谓“中国欲向海外扩张”,是极不负责的说法,反映出西方学人群体中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文化种族偏见。这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应受到批判,同时,需要在学术思想上杜绝“文化战争”的错误观念。

一种真正的思考,总是将自己的置之于国际文化大视野之中,去思考中国文化身份艺术身份问题,所触及的学术前沿问题,往往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和理论眼光。学术的问题就是在似乎不见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有敏感的问题意识,关注现代性“身份书写”,以及对“中国性”问题探询。当下中国文化界艺术界思考的问题芜杂而宽泛,往往使人不得要领。这其中被世界看得中国艺术和批评或中国艺术和批评怎样被世界看,成为了一个重要后殖民文化问题被提出来,值得好好反思。

西方文化理论思潮经过了德国解释学、法国解构主义和英美文化研究之后,对于世界中国应该提出什么问题?提出什么思想?21世纪的中国能否成为继美国之后引起人类重视的一个话题?我曾经仔细研读过对获诺贝尔奖的作者们的总体评语,如对萨特、海明威的评语认为:他们说出了“人类的情感”。而一位华裔获奖的作家却只是说出“区域性的情感”。我想,难道东方人就不配说出“人类的情感”吗?难道东方人的情感中就没有“人类普遍性”吗?

我非常关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中国立场问题、“中国性”身份问题,因为里面潜在的问题是“中国性问题”——作为区域性问题有没有可能世界化或有没有资格世界化问题?有没有途径世界化问题?有没有世界化的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可能性就只能被其西方人全盘西化!这种全盘西化的世界化,是抹杀差异的后殖民话语霸权,在这种复杂的后殖民语境中,我们要关注的中国问题是谁在说?进一步在全球化语境中,注意谁在化?化的是谁?怎样被化?这些问题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很多,诸如:中国文化失语问题,当代文化因袭西方问题,文化批评的边缘化问题,中国文学在西方被看中变成“每况愈下”的处境,文艺理论批评创新能力缺失问题。这些问题都与一个根本问题紧密相关,这就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话语权力中的丧失身份问题!必须运用后殖民“文化身份”理论,洞悉全球化语境中谁在化谁?怎样拒绝被化?怎样从文化冲突逐渐达到东西方文化的和谐对话?同时关注中国文化界、文艺界的盲点问题,即:中国文化与艺术在怎样被看?怎样被中国人自己看?怎样被西方人看?怎样被拍卖公司看?怎样被收藏家?怎样被里面的问题非常多。

第一种方式是,按照西方模式放弃中国经验,我们把它称之为被驱逐的他者。它已经放弃了中国经验,力求按照全球的主流思想去做。但这可能吗?我经常想,美国的经验和英国的应验,他们的全球化经验和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稍读一下现代史就知道了。美国的美术经验和欧洲的美术经验和中国的美术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按照西方模式放弃自己的结果,就是变成了香蕉人,外黄里白,外面是黄皮肤,里面是西方的白色。但这种做法,我认为值得质疑。

第二种,是按照差异性原则,保持民族文化指纹,形成中西的对抗或对话,甚至可以说,互为他者,你认为我是他者,我认为你是他者;你认为我不入流,我认为你更差;你认为我是部落主义,我还认为你是霸权主义。这种中西交流史上出现的问题形成典型的冷战模式。

第三种,将中国性世界化,有人吁求重视差异的美好想法。我们的世界性原来是被逼的,我们的边缘化是被全球的现代性和全球化所造成的,但是当我们中国慢慢通过现代化复苏起来,我们现代化的痛苦经验,一个世纪的痛苦经验,几亿人的痛苦经验难道还不值得世界现代性关注吗?所以将中国性世界化的努力应该得到提倡。这种努力当然是很可贵的,也是很微弱的。因为它所替代的立场是他者的他者,你看我是他者,我看你是他者,你对我而言,是他者的他者,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因过分强调中国性而丧失一部分国际性。但我尊重这种选择,这种选择提出三个问题:未来的世界是同质化还是多样化?未来的文化应是单边主义还是多元主义?未来的艺术究竟是应该强调文化身份还是文化统一性?这是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然而,中国文化艺术还面对着一个西方的问题。有一位西方批评家叫希克,对中国文化艺术充满误读和偏见。希克的问题跟美国思想家杰姆逊提出的问题如出一辙。杰姆逊2003年在华师大的会议上公开提出:没有中国的现代性,全球现代性就是美国现代性,所谓全球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化就是基督教化。得知这一如此霸权主义的观点,我极为震惊。我约了四位学者写了一整版批评文章,结果这些文章遭到很多杰姆逊的追寻者的反对。但时过境迁,杰姆逊后来给我打电话来,说经过几年他发现他错了,准备来中国和长谈一次。在我看来,我们向杰姆逊和西方人学习过,但我们更尊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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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有“中国现代艺术的瑞士教父”之称的乌利•希克)

乌利•希克 的问题则更为尖锐地触及中国艺术问题,他说:“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否有特定的风貌?”我们马上会想:中国艺术家的什么作品,是中国画作品,是中国的写意,大写意,水墨还是中国的油画,装置,行为艺术以及什么……因此,他的问题马上成为一个必须具象化的问题,究竟是中国的西式作品,中国西式作品中的古典油画作品或中国西式作品中的现代装置作品,或是后现代行为艺术作品,拼贴艺术作品,新历史主义作品……这种越是向西方臣服,越是完全挪用抄袭的作品越是没有中国性,这是肯定的。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些行为主义杂乱差的艺术和书法作品中看到,它们没有中国性,只有世界性。但这个世界性,仅仅是轰动性而已,与中国无关,与艺术无关。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艺术家因为住在中国有另外的兴趣、另外的情感、另外的感知和表达方式吗?这个“另外”,潜在的说中国不配或不需要有另外的东西,因为这是个全球化和美国化掌舵的时代。但是,中国唐代的时候,按照今天联合国的数据,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3%,比今天的美国占全球的百分比还要高。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当时的中东人、欧洲人完全变成唐代人的身份,这是不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表达另外的感知和情感是他们当然合法的权益。今天是个男权社会,因此就让所有的女性都变成男性吗?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有差异的话,这个差异还会继续存在吗?我认为,将来的差异在德里达、福科和拉康的努力下,还会进一步加深。因为我不相信通天塔最后会造成,因为上帝让人采用不同的语言,这个通天塔最终是造不成的。

第四个问题是,在你自己的作品中,你是否有意识采用中国模式?这个问题是比较微妙的,如果过分采用中国模式就会成为机会主义,过分采用中国的政治模式,就会成为一种冒险主义,如果过分采用中国的艺术元素,像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就会成为投机主义。我认为关于中国性的问题不能是有意识的问题,我倒很欣赏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呈现,中国的精神成为你的本能,而不是有意识地成为中国的。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性的争议是否纯属无聊?我认为在未来50年,这个问题不光是不是无聊,而是相当有聊。因此,在我看来,艺术无国界,我们知道《蒙娜丽莎》代表的不是意大利人的惊喜而是人类的惊喜。但是蒙娜丽莎是国际性的,但达•芬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国际性的人,我只知道他是意大利人。《格尔尼卡》强调战争的残酷性和人类对和平的期望,所以它是国际性,但我认为,毕加索肯定不是国际人,他是西班牙人。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一个力求将其身份和文化指纹抹掉的人可能是个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可以成千上万去做的。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注视下,中国文化不可能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应有价值。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界艺术界应该做的是,考察现代性500年以来,中国文化、艺术形象发生怎样的变化,它最初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为什么出现中国画散点透视和西方焦点透视之争?为什么清宫画中会出现西方传教士的画,为什么中国会完全放弃或者李小山写出《中国画的死亡》之后出现的情况。建立这个历史文化谱系,我们才能真切感受到中国500年以来经历了千年未有的巨变,才能真切感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文化几百年的暴力的与“潜移默化”的凝视与改造。离开了这个历史文化谱系,中国文化形象、艺术形象的讨论无从谈起,才是真正的无聊。(王岳川)

(本文出自《发现东方》第二章 后东方主义与全球化反思 第一节 后东方主义时代的“主义”与“问题” 三 被看的身份: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读)

责编: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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