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二章 第二节之后东方主义与超越东西二元对立

2019-05-29 13:47:0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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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后东方主义时代的文化对话

尽管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但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了西方宗主国与东方边缘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明显的二元对立,认为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这种强权政治虚设或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此显示其文化的无上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

在这种镜像作用下,某些外国学者在解释中国的时候只看到“想象中的中国”,与中国的实际有很大差别。中国大陆很多学者在西方没有声音,而很多不说汉语的外国学者则成了中国声音的代言人。其实,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完全听从老一代汉学家的话,也不要完全听从当代汉学家的话,而是要中国学者自己去思考。首先是海外汉学界发言的真实性问题,他们对中国的言说、为中国代言是否具有真实性?其二是关于汉族现代性模式和他族现代性模式的问题。汉族模式就是指北京的现代性模式、上海的现代性模式、香港的现代性模式等。其三是中国的声音应该由他人代说还是自己来说?谁有权力代替别人说话?代替别人说话是否是精英意识的一种僭越?海外的现代性问题可能会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个体而言,在这些海外知识分子设立的现代性模式中想一想我们自己应该怎样走,自己是不是被别人的模式囊括在其中而无法逃离出来?对于今天出现的各种思潮,我们都有必要进行深度反思。 当然,海外学者看中国现代性问题,也为我们思考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提供了一些参照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与第一世界的西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文化语境,使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一  后东方主义与超越东西二元对立

“后东方主义”问题的提出,使被长久掩盖的现代中国问题有可能被重新关注和阐释。需要追问的是: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学者个体,应怎样保持个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同时,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在后殖民氛围下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强调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对峙?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后冷战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冲突”、“斗争”,使得差异性逐渐渗入人们思维的统一认同中?而且,在东方主义之后,是否就一定要杜撰出“西方主义”来全面对抗东方主义呢,这种二元对抗又有多少意义呢?

在我看来,超越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二元对立之上的是“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东方主义与后东方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眼光和文化身份认同。前者是西方对东方文化的不平等俯视的后殖民(postcolonial)眼光,后者是用“后”(post)话语对西方俯视东方的“东方主义”贬低式的“文化训导”加以消解和颠覆,在“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的文化自尊和平等对话中,重新获得正当的东方文化身份和中国文化自信!

我之所以提出“后东方主义”,基于以下原因:其一,萨义德东方主义并没有终结问题,相反为后东方主义留下了更多的问题,诸如:在东方主义之后真正的文化知识如何建构?个体如何对抗文化霸权?东方国家怎样才能摆脱全球化中的西方本质主义?其二,那些一味目光向内感叹地球变小为“地球村”的人,没有注意到时代已经悄悄拓展而进入“星际交流”的太空文明时代,中国精英文化应该在新世纪输出文化而大有作为;其三,中国文化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正在成为世界的。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场,并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众多思想家互动形成大国文化身份的价值认同。因此,提出“后东方主义”这一关键词,正当其时!

“后东方主义”超越了东方主义的权力话语,认为对抗东方主义而标举西方主义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相反,在东方主义语境中要想不坠入“殖民文化”的危险,就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东方-西方”理论,以一种深宏的全球性、历史性的眼光看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以世界性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以及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真实平等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互动。就此而言,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西方的价值维度和标准之下,东方文化的真实无可避免地会发生遮蔽和扭曲,同时,文化霸权的形成还依赖于东方在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心态上保持“主动权”。

“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意味着走出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将多元文化精神置于文化身份书写中,减少对抗性而增加对话性,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交往和发展。

关注文化身份要发现东方。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需要从中西二元对立的传统思路中走出来,思考更多更大范围超越金融危机之后的文化危机价值危机问题。无论是从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输出上看新世纪世界文化走向,还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无论是从中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的重新确立,还是从避免文化战争而强调太空时代的三和文明,无论是从媒体发展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大众文化平面化问题,还是从文化产业中考察中看全球化中是否存在“世界文化”来临或使全球文化出于碎片化问题,都能发现新视角和新问题。

可以说,当代中国思想者必须尽可能从新角度发现问题,触及到当代学术复杂性和前沿性,体现出中国崛起中的大国文化安全意识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这正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根基和情怀所在,也是超越可赛义德“东方主义”之后的“后东方主义”中国文化战略的重中之重——守正创新与文化输出!(王岳川)

(本文出自《发现东方》第二章 后东方主义与全球化反思 第二节  后东方主义时代的文化对话 一  后东方主义与超越东西二元对立)


责编: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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