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二章 第三节之多维度的全球化理解

2019-05-31 15:04:0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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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全球化反思与中国文化立场定位

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但是,人们却在全球化中进一步误读东方,甚至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看东方,形成错误理解:现代化等于西化,西化等于全球化,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美国化等于基督教化。这其中,现代化指科技制度层面,西化指后殖民文化层面,美国化则是指霸权化和世俗化层面,而基督化指向宗教层面。如此比附,将科技、经济、军事和文化统统纳入其中,用一串等号来诠释现代化的内涵,似乎全球化就等于世界性的单一化。实际上,全球化维度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发生在诸多领域,同时全球化也不是同质化,而是从一体化到差异化的过程,即技术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和信仰冲突化。为避免文化关系的冲突化、一体化、同质化,文化差异与文化互补就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文化选择。全球化的另一维度是本土化,本土化并不与全球化冲突,但本土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的文化地基,必须保持自己本土的文化特性和价值归宿,在全球化语境中坚持中国文化立场。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身份的获得是在同世界和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实现的,自我片面的封闭与一味的西化都将导致中国文化的持续失落,从而加重中国文化的身份危机。因此,在古今中西的文化争论中确立中国本体立场与现实意识,以身份入思进行中国文化方向新的转换就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一  多维度的全球化理解

在这个世界性趋同的全球化趋势中,有必要首先考察究竟什么是全球化?谁在思考全球化问题?这些问题的焦点是什么?对当代世界的深刻影响是什么?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改变着技术内涵、经济指向、制度范围、文化形态等的原本状态,而且正在改写着国家民族的历史状况和文化特征。

全球化问题虽然是当前学术界与思想界的“关键词”,然而面对全球化的利弊却言人人殊。大致看来,围绕着全球化的正负面效应、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全球化与网络交流空间、全球化与“拯救人类”、以及资本主义的政治扩张等问题,许多思想家展开了褒贬不一的论述。

1,全球化的负面性问题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中认为: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在一个发生变化的世界经济和社会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创造能力的界限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在两方面变得很不牢靠,一是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的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进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半的表面民主的单一范例。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主权的丧失表明一个单一的国家不再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充分保护它的公民,难以抵抗“自发性地超越边界”的事件,如环境污染、有组织的犯罪、现代技术造成的安全危险、武器交易、流行性传染病,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社会与经济在同一个国家的边界内共同发展和扩张,国家间的经济体系在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演化为一种超越国家的经济,对一个国家的地位的评价由全球相联的金融市场进行。国民经济不再限于国家的界限内,而是国家限于市场之内。

哈贝马斯注意到全球化的负面性:在“全球化”关系中的国家会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方面遭到损害,国家丧失其权力——丧失国家进行控制的能力,在做出决断的过程所出现的不断增长的合法性论证的亏空,在提供合法性和有效的控制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出愈加增长的无能为力。进而,哈贝马斯对全球化表现了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担忧:国家不仅承受社会不公正性的急剧增加和社会的破裂,还要承受道德标准的败落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哈贝马斯追问道:有多少边缘化的命运停留在这条道路的路边并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创造的文明成就会因此而陷于“创造性的摧毁”? 可以说“全球化”主题词的发展趋向,不仅在国家内部对人民间的和谐的共同存在产生威胁,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关系中的国家会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方面遭到损害。这才是全球化的要害所在。

(图206:哈贝马斯像)

哈贝马斯相当关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问题:为达到全球化目的所要承受的社会不公正性、社会的破裂以及承受道德标准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这位思想家深深不安,他充满诗意地追问和清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全球化代价”:“缓慢走过‘泪水之谷’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它需要多少牺牲品?为达此目的会有多少边缘化的命运停留在这条道路的路边并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创造的文明成就会因此而陷于创造性的摧毁?” 不难看出,哈贝马斯对全球化表现出一种质疑精神,不仅看到了全球化的必然性,也更多地看到全球化中的负面性和非公正性,并发出了思想家的忠告。

2,文化全球化与网络交流空间

正在发生的全球化,在技术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交往跨国化等特点之外,最显著的就是文化冲突化和边缘化,昔日的文化书写传递解读方式遭到了重大的挑战。解构哲学家J.希利斯•米勒认为,“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到完成还非常遥远。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全球化,今天人们都感到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双曲线阶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可以确证全球化是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 应该说,伴随着全球化出现的形式中有两种重要的影响,即全球化不仅导致新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而且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网络交流空间。在这一日益彰显的全球化状态中,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变革,电脑写作使文学研究文本永远不能完成,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

(图207:J.希利斯•米勒像)

除了这些因为高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人类文化文本存在方式的改变之外,米勒还从政治文本角度提出,伴随着民族国家衰落而出现的情况: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 同时,“文化研究具有更明显的社会功能,使它成为解放妇女、少数民族和在后殖民、后理论(post-theoretical)时期一度被殖民化的那些人的工具。文化、历史、语境、媒体、性别、阶级、种族、自我、道德力量、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这些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变成了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各种少数话语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等的标示语。主体性和自我业已返回,同时还有个人的力量、身份政治、责任、对话、互为主体以及群体。” 米勒认为:全球化文化具有几种明显的特征:文化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一生从事的职业日益失去其重要性无疑令人痛苦,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了变革,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文化研究迅速兴起。这些问题使得米勒的思考在数码复制时代中上升到全球化新文化形态的高度去认识,从而走在了当代理论思考的前沿。

米勒的问题在于,他看到了全球化中生命存在方式的读取变化和意义关联的变化,并注意到文本批评(criticism of text)或文本主义(textualism)存在的基本结构的问题,进而将文化研究看成全球化中的一种软体伸张的空间,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历史记忆的丧失不仅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诸多被涂抹的记录,而且成为一种没有聚焦的“泛文化”的文化迭加;更无法说明在全球化扩张中,东方或第三世界在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时,具有怎样的命运和转机。

3,全球化与“拯救人类”

全球化问题不可回避,因为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文明圈层里。思想家哈维尔在哈佛大学的讲演具有清明深邃的理性魅力。他认为: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地球就被一种单一的文明所覆盖,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这种文明基本上是技术性的。世界已陷入电讯网络中,它们不仅高速度传递各种各样的资讯,而且还传递着一些一体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模式。在这种状况下,哈维尔认为必须抛开人类中心论,而对那些超越我们的事物——宇宙、地球、大自然、生命、现实加以尊敬。这意味着人类前途必须有一种精神特质浸透着自身的文明,而张扬精神性的人意味着要履行人类对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

(图209:哈维尔文集)

哈维尔强调:现在的问题是“拯救人类”,也就是要把现代文明当成多元文化和多极文明来理解。要把注意力转移到人类文化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上,要从这些根源吸取力量勇敢地创造世界新秩序。在各民族和各种文明、文化及宗教之间共存的问题上,需要呼唤超民族或宗教社群的出现。 哈维尔的观点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当全球化不可避免时,对他者文明和存在的尊重;其二,在全球化中将现代文明看成多元多维的,其中精神的力量凸现为创造新文明的契机。

4,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扩张

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对全球化问题有一种更自觉的理论敏感性和阶级分析模式。在《全球化:批判与分析》中,他从全球化中看到了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全球化的根本问题:“全球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用来为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更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转移给资本作辩护的。它本质上是为着一种政治目的而服务,即把不断增长的阶级不平等加以合法化的一种意识形态。” 这里,彼得拉斯着眼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治扩张,导致了人类分配形式的新的不平等事实,强调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并坚持全球化扩张的结果给资本输出和输入国家的不同阶级都带来了不同的利益。他进而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强调: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存在三大主要“阶级”:全球化的提倡者与受益者,全球化的敌视者与被剥削阶级和被剥削国家,受剥削又从中受益的动摇不定者。全球化的提倡者和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拥有霸权的国家;全球化的反对力量在金钱上处于劣势但在人数上众多,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的农民运动。全球化的反对者们由于受“公民社会”的夸夸其谈以及“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等观念的误导,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被降到了次要地位。这种错误在于没有看到:民族国家仍然极其重要,它塑造着各阶级的空间,影响着不同阶级在世界经济中所起的功能。在我看来,詹姆斯•彼得拉斯从阶级分析模式出发,从经济地位的角度分析全球化中的不平等问题,有一种深切的价值关怀。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同样有可能忽略全球化给后发展国家一种机遇或尽快利用先进资讯进入全球化体系可能性。逃离和排斥全球化具有政治对抗的激情性,但是也可能失去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和调整的能力。尽管我们应对“全球化陷阱”保持警惕。

5,全球化是“市场加国家”

从中心和边缘方面分析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意义,使埃及社会学家萨米尔•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管理》中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意义。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着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不是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充当劳动大军,就是失业成为后备军和蓄水池。在这个意义上,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同样,全球化在中心国家产生了生产过剩危机,只能将过剩的资本导向外汇和股票投机,以阻止生产体系的刚性崩溃,这将导致危机的永久化。在阿明看来,必须抛弃自由主义乌托邦,改变越来越不平等的趋势,民族国家应该负起发展的责任来。在遭遇全球化的挑战中知识分子应该重新进行意识形态和社会思考,逐步解除全球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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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萨米尔•阿明像)

阿明的提醒当然有其合法性,但是这种过分的意识形态化和冷战意识,有可能使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在背对全球化时走向新的闭关锁国。阿明在《五十年足够了》中还认为:全球化的推进并不仅限于贸易,也影响到生产体系、技术、金融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其它许多方面。同时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开始工业化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也被整合。新的全球化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然而,它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上。通过“市场”进行管理的思想是空想,资本主义的实际管理需要“市场加国家”,全球化的经济空间和分割成片的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之间的冲突是不可承受的,这必将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兴起新的社会斗争,向危机期间所追求的全球化的空想提出挑战。 在《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一书中,阿明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征服了世界,但却没有使这个世界整齐划一,相反,它造成了所能造成的惊人的力量集中。因此,如果我们不再继续追求这一体系的世界性,资本主义就不会被超越。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在《欧洲中心论》中的观点,那就是:应该用必要、可能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世界性来代替极度欧洲中心论的、资本主义的断章取义的世界性。” 不难看到,作为社会学家阿明看到了全球化中的根本问题,但是却无法对这个跨国性问题从本质上加以解决。全球化问题成为当代世界性难题,仅从经济角度对此进行解读,很难有定于一尊的结论。

6,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

与上述学者不同,另一位有影响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对全球化持一种较为乐观的态度,他不同意米勒的看法,认为在很多方面全球化仍然相当表面,起码全球性经济仍很有限度。比较充分的全球化的层面仅限于资本市场,制度仍然完全是地方性的。文化像政治制度一样可能最终变得同质化,不过这种同质化进程将要缓慢得多。福山坚持:并非像有人认为的那样由于开发出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够向全世界传播全球性电视文化,因而必将导致更深刻的文化层面上的同质化。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尽管存在着某种由麦当劳、可口可乐之类的公司所传播的“全球性消费文化”,但是透过这一表象去考察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在价值层面上忠诚什么,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庭,如何对待权威,这其间的差别巨大。全球性消费并不能影响人们存在差别的根本原则,因为消费仅仅是文化的最表面形式,真正构成文化的是那些把人们联结起来的更深层次的道德、价值、宗教、语言范式。这些文化的内核构成了种族文化本土认同的关键。在哈贝马斯的“对话”之后,福山强调“信任网络”(networks of trust)。因为只有在不同的文化中形成良性的信任关系,才能在商业关系后面形成文化精神的互动。福山不同意全球化将导致普适文化的发展的说法。认为经济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一系列文化属性,包括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关于全球的讨论中有些人过高地估计了全球化导致同质化的效应,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实际的自由贸易制度和经济互相依赖,事实上将使人们以从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凸显其文化差异。(王岳川)

(本文出自《发现东方》第二章 后东方主义与全球化反思 第三节  全球化反思与中国文化立场定位 一  多维度的全球化理解)


责编: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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