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二章 第三节之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场域

2019-06-03 15:17:42来源:海外网
字号:

image.png

二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场域

由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不再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投资、生产、技术和信息的跨国流动使地球变小,生成诸多新的跨国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新的利益分配和国家发展战略,使“全球化”在不同阐释群体中歧义迭生:有理解为跨国的全球相互依赖,有理解为“世界体系”的重新组合,还有理解为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或地球村的空间改变等。总之,这个世界已经重新洗牌,正在创立新的游戏规则,新的特权结构和制度体系。世界新秩序不仅重新组合全球性的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正在取代以前的民族国家体制中的话语运作结构。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怎样既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去审视当代文化问题,又具有本土化的意识对全盘西化加以警惕,不可谓不重要。 深一层看,“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后冷战时期两种相辅相成、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重要现象。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间的冲突和融合。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从来都彼此依存,而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是在冲突中融合而成,又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新更高的融合。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统一网络而形成新的“经济格局”时,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等如果不能相适应,就将发生政治经济层面的话语断裂。因而只能通过“后政治”(postpolitics) 时代的差异性“对话”,求同存异,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协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

事实上,全球化问题牵动了中国学术界近年的神经,人们总是在思考问题背后的问题。我们需要同时警惕两个方面:一是以西方中心话语为方向,将中国现代化看成全盘西化,成为分享第一世界学术强势的权力知识分子;二是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为理由膨胀为一种极端的后殖民敏感性,受个体经验和本土经验限制而过分强调对西方的抗拒,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变形的自我巨型想象中,成为一种新冷战思维的播撒者。这两种方式,看似不同其实有内在的相通性,即都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身份重建丧失了信心,本质化了的本土文化独特性,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文化的消费者而非创造者。

全球化问题进入中国学者的视域,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在这种不乏尖锐的争论中,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在技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中冷漠化,而是以自己的知识性眼光和心性为中国未来发展做出艰苦的探索,为全球化时代中的中国文化价值定位并力求做出当代人的价值选择。李慎之在《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一文中提出,“在世纪末更应坚持全球化”。

(图211:怀念李慎之书影)

他认为:“后进国家实现现代化而取得公认的成效的,前有日本后有新加坡。”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一百多年来几经曲折,实际上真正进行现代化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比日本晚了一百年,比新加坡晚了三十年,偏偏这个时候先进世界的问题日益暴露,而世界又进入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日趋容易,接触多了,彼此间的了解比较具体,磨擦自然日益增加。李慎之进一步强调:“现代化与全球化是同义词。哪一种主义,哪一种做法最值得效法就都应该学习。各民族对自己的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学习都是为了现代化,向他民族的优点学习也是一样。”

(图212汤一介像)

应当说,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是文化日益世俗化,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性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定位,成为一批思想家的迫切工作。汤一介在《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中坚持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统一,认为:目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一种是“西方中心论”立场,另一种是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的部落主义。一方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互相影响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这种以历史为鉴的真诚之言,使得那种文化部落主义和一味崇洋的殖民主义均变得不合法。汤一介认为,应该在这两条死路之后走第三条路,既应该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文化。中国文化要想在21世纪走在人类文化的前列,必须在充分发挥其自身文化内在活力的基础上,排除其自身文化中的过了时的、可以引向错误的部分,大力吸收其他各种文化的先进因素,使我们的文化“日日新、又日新”而不断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和人类终极关切的问题上作出贡献。对汤先生的看法,我常想,有的人很年轻,但思维僵化,目光短浅,心灵极度老化,而汤一介先生年事已高,却能保持敏锐的学术思考,对当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问题全力探索解答,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对全球化倾力译介并影响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俞可平,在《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中分析了全球化的基本特征:首先,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一方面,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某种趋同化。另一方面,与单一化过程相伴随的则是特殊化和多样化。其次,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或者说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全球化是一种整合、是一体化,具体表现为国际组织的增加,尤其是跨国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但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再次,全球化是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互联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信息集散地,它储存了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各个不同部门的无数信息,各种信息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集中,但任何人都不能垄断这些信息,每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享用这些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信息又具有最大限度的分散性。最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统一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统一。各国在接纳和遵守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本国的传统和特征,都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俞可平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全球化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个合理的悖论: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是合理的、必然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本民族的胎记;反之,最保守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痕迹。而且全球化的矛盾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化也好,一元多体化也好,都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真谛。

同样,对走第三条辩证道路的呼唤在彭富春的《谁在全球化?》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对全球化持任何一种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是无济于事的。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超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理解并进入全球化。信息时代促成了全球化,是技术或被技术所规定的人在进行全球化。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也引发了文化的全球化。每一种民族文化都主张自身的普遍性,所以世界产生了“文化的冲突”。为了克服“文化的冲突”,人们试图寻找一种全球伦理,这又必然否定某些文化的独特性。在他看来,关键问题在于全球化浪潮已经将中国席卷其中,中国不是全球化的主动者而是被动者。这一被动的进程使中国不再可能闭关锁国自给自足,这促使中国向世界开放而成为世界大家族的一员。这使得中国面临两难:如果中国现代化则不可避免会西方化,这会丧失其民族的同一性;如果中国不现代化则将脱离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同样会丧失其民族的同一性。对此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策略:一是走向西方,另一是回到传统。前者要求非中国化,后者要求再中国化。

我注意到彭富春分析的切实性和深刻性,他看到了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是一种被动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不得不进入的语境,关键是怎样进入,并怎样为自己在全球化格局中定位。论者的学术眼光使他不仅看到了中国面对现代性问题,而且必须面对后现代性问题。彭富春认为:“西方的现代性已经终结并进入到后现代时代。后现代不是对于现代性的简单的否定,而是要克服现代性的弊端和危机,从而建立一个更开放和更多元的社会。中国是由前现代性到现代性,而西方是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意识到这种区分,是促进中国进入到全球化的关键。对于中国来说,首先借鉴的是西方的现代性,然后是西方的后现代性。”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由于进入了全球化进程,因而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与第一世界的西方之间的矛盾,正在转化成为全球化现代性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矛盾,这种社会类型的转型使得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不再重要和明显,而是应该注意在进入现代性的同时怎样克服现代性的弊端和危机。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仍是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国家观念并存的时代,全球化远没有导致民族国家时代的消失。

质疑全球化成为王晓东等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主要问题。他们认为:全球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实际上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折射出“全球化”的色彩,孩子们吃着麦当劳、肯德基,前卫少年带着MP3哼唱摇滚、蓝调,商务人士手不离手机和IBM笔记本。我们已分不清生活中的哪些场景是“土特产”,而哪些又是“舶来品”。“新殖民主义建立起来一种新世界经济体系,建立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从过程的角度看,人们也把它称之为‘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生产活动超越了某一国家的疆域,更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扩张,即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资本国际循环的建立。”在我看来,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具有经济分析框架,有些看法可能偏激了些,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抓住了问题某方面的实质,值得人们再深思。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更深层地解释全球化诸多层面的相互依存问题。

中国学者尖锐对立的争论,关系到怎样重新书写“中国形象”,怎样在国际化的世界思潮中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如今,只有在全球化语境中切实地从事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策略,成为新世纪中国形象重新书写的基本保证。事实上,每个人对全球化的态度以及对自己言述的定位,都代表一种写作的态度和一种发展着的思想,其间能感到个体自由生命意志伸张的气息和全球语境中的世界性眼光。我们只能在公识中寻求差异性经验,也只能在差异中求得共识性经验。这二者彼此胶着缺一不可。

一般而言,信息和经济的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文化互补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历史已然说明,中国20世纪中期的封闭导致现代化的延宕,已经造成了民族生存问题的根本症结,而在今天这种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的不平等关系,使得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主义”,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进而认真分析当代国际文化的基本动态,对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保持充分的关注,在研究中不以冷战的方式一味对抗,丧失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机会。

我充分理解本土化思潮的悠长历史和现实力量对抗中的苦衷,但是,如果忘了埋头苦干和积蓄国家总体力量,而急不可耐地张扬新冷战式的民族对抗,毕竟不是世纪之交的最佳选择。因为在后冷战时期,在强调冷战思维的时代错位中,我们得问:究竟应该在西方对东方的巨型文化霸权想象中,宣泄其民族主义的狭隘言辞呢?还是真正以开放的精神同西方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呢?我想对这个问题,真正的思想者不难寻绎到自己的答案。(王岳川)

(本文出自《发现东方》第二章 后东方主义与全球化反思 第三节  全球化反思与中国文化立场定位 二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场域)


责编:张阳

  •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