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二章 第三节之在文化重建中重塑民族价值

2019-06-05 16:19:0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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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体现,其深层表征为一种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并为某种价值信念的思想体系所规定。东西方不同文化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之根。文化之根系于人。通过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和交会,当代学者的思考聚焦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处于今日世界文化大视野中的华夏文化,如何弘扬其优秀的文化遗产,重铸全新的民族精神,持存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

在整个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遭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精神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语言符号系统,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似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故尔出现了新转型的学说——新儒家、新道家等;而西方基督神学的语言符号系统,在空间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存在着某种隔膜,因而似乎难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因而,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减轻以至消除。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遭遇到中国传统、西方古今、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的冲击,这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时代困境。

这种时代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中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这种古今、中西、南北、灵肉之争,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  

“南北”之争凸现为经济对文化的价值取向产生偏移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渗透和资源配置的操纵,从而导致文化精神的内在失和与断裂。“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肉身对超越的精神的颠覆,人的安身立命的根基和价值情怀等根本问题变得空前尖锐。这一切皆肇因于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已不再成为社会文化中心,传统的命题和观念在新潮迭起中黯然失色,从而导致当代人失落于寻找精神家园的途中。

同时,面对西方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在误读和误解中处境艰难。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的“低势态”与西方文化的“高势态”的悬殊差异,造成中国现代化一轮轮盲目冒进和失落,形成知识精英的自卑心理。于是,有的人盲目跟着西方、港台跑,提不出自己的有价值的问题,而只能重复别人的问题。这种文化自卑情结使中西文化的真正“对话”交流几成空谈。

最近,在中西文化开始“对话”和“交流”的进程中,中国学者不是要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轨道或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而是要找出一条转型性创造的学术文化之途,找到学术文化的普遍理性形式,以使东西方文化思想得以沟通和互补。不是要使真理、正义、理性、启蒙让位于语言游戏和价值虚无,而是秉承刚健清新的中国文化精神,面对风云变幻的“后冷战”国际舞台,调动知识和心性来扩充智慧与精神,用普遍的文化知识和理性的方法,来表达现代人的胸襟和生活价值观,来弘扬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内在智慧和超越精神。

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非无解救之方,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标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发挥民族文化生命的原动力,焕发精神生命跃动中的内在光辉;只有通过批判性价值重建,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文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既要批判别人,也要接受别人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思想文化研究是文化意义的命名和精神价值的重估。

如果说,20世纪初中国的任务是如何“开窗”而让“西风东渐”,那么,新世纪中国的任务是如何开门,让中国文化精神走向世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加入自己的声音,并通过主流话语对自身的历史经验加以重新编码。关注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使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重建民族精神,从而在世界文化的总体语境中加入华夏民族的声音。无疑,这是一种东西方跨语际话语运用的全新尝试,一种对东西方话浯、范式互相冲突、互相渗透的历史回归。

任何人都不可能无视现代化这一前提来谈重建民族精神问题,也不可无视民族精神价值重建去搞全盘西化。历史已然告诉我们,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作法是行不通的。而今,站在人类思想史广阔背景上的当代中国学者有可能从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激进与保守的误区中走出来。

在新世纪,中国面临中国文化重建的任务。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在于,如何在新的历史文化话语转型时期对潜历史形式加以充分关注,并在哲学层面的反思和批判中,重新进行文化的“再符码化”的精神价值的重新定位。在一个世纪的学术追问中,中国学人以其超迈的胸襟和戛戛独造的胆识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座座学术思想文化的纪念碑。在碑文上镌刻着这样的大字:重建文化,再铸国魂。在文化转型中的价值稗史时代,这种黄钟大吕之声犹如空谷足音,申说着中华人格精神魅力,并留下一份份沉重的“未来千年备忘录”。

文化无国界。中国文化理应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意方式,藉此,消解西方中心话语向“第三世界”播撒的权威性,打破第一世界文化文本的中心性,展示本土新文化的和谐清新风格,并指明走向新世纪的新的可能性。(王岳川)

(本文出自《发现东方》第二章 后东方主义与全球化反思 第三节  全球化反思与中国文化立场定位 四 在文化重建中重塑民族价值)


责编:王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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