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三章 第二节之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

2019-06-14 14:53:0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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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

现代性问题的体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体上说,走向“现代化”的模式转换有其大体相近的历程:19世纪的西方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是“肺病模式”,这是一种以沉重劳作换取利润的工作模式;20世纪上半叶则是“精神分裂模式”,这种分裂潜在于消费模式、行为模式、文化模式和精神生产模式之中,这是因观念扭转造成传统与现代错位而导致的“分裂”;20世纪后半叶(即所谓后现代时期),则是以股票为标志的“游戏赌博模式”,这是一种丧失了诚实的劳作和心灵的重负以后,标榜“机遇”的文化投机主义心态的转型,另一方面也呈现出知识话语和知识者话语操作的转型。随着话语转型,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化场”中的地位产生了动荡——从启蒙者的地位退到了社会的边缘,知识分子空前地贫困、孱弱和尴尬。知识分子因经济地位的倾斜而出现严重的分化,并因处于物质增长而精神贫乏的商品时代而深感失落。知识分子在文化扩张和文化颓败的时代,力图给文化危机以一种意义解答。然而,他已开不出药方,更严重的是,这个群体已陷身于迷惘和争论之中。当他回首历史,历史已在后现代语境中被压成一个“薄片”,当他展望未来,准备执行一种乌托邦预言功能,而历史的主体已然模糊。事实上,历史的选择总是被选择,而且,历史的选择总是一再犯错误,因此,在文化危机的语境中,选择的主体意识突出在了每个知识分子面前。

后现代语境使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更加复杂化。这种现代后现代的冲突论争,使我们不可能非历史地回到昔日的传统,而只能站在经过整合的新文化高度重新反省我们的文化的过去和未来。我们应该对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全面的文化分析。现代性实际上是新与旧、理性与感性的问题。西方从500年前开始进入现代性并面临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们已经进入“后现代”。

面对这些复杂问题,人们因理解不同而造成对现代性观察角度和价值取舍不同,产生的分歧导致了学界的争论。 正是因为这样,凡是传统个性,后现代就要将它消解;凡是中心化,后现代就要将它边缘化;凡是确定意义上的深度性,后现代就要将它不确定化和平面化。这就是后现代消解黄河价值意象的出发点。消解黄河不是从伊沙的《车过黄河》开始的,起码从《河殇》就已经开始,认为黄河文明已经“殇”了。殊不知,近年来还兴起了“海殇”一说,认为西方文明也正在或已经衰落了。 还有什么存在呢?当一切都成为不确定性,一切都随风而去时,还有没有东西存在呢?这是在现代性阶段和现代性之后人们要思考的一个严重问题。

后现代内在学理的混乱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有人说后现代是反现代性的,但是,它反现代是否又回到了传统呢?有人持肯定态度。我想这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善的。对后现代的第二种看法则认为,后现代性的反现代性使现代性更现代性,成为高峰时期的现代性。这仍然值得质疑。第三种看法则认为,后现代性是反对一切“中心主义”,反对一切神学“中心主义”,反对一切独断论。另外,还有人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这同样是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后现代主义从严格意义上讲同马克思主义有相当距离,怎么可能联系甚至整合起来呢?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后现代主义所重视并运用,关键在于对“现代性”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分析注重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而后现代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与马克思主义有共鸣之处,因而“后学”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西马的一些启发。但是,有一点要警惕,因为后现代主义有太多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若不注意会出现诸多悖论怪圈。

不妨说,后现代性的处境是尴尬的,它跟所有的传统科学、现代科学、宗教神学、马克思主义等都有说不清楚的纠葛,但又在某些方面互相利用或彼此阐释。后现代主义只是从哲学、文化和思维角度对现代性提出了攻击,但当它的“中心和边缘”、“不确定性”、“文本的再阐释”这些理论运用到第三世界文化和霸权文化的跨国关系时,后殖民主义就逐渐取代了后现代主义,因为后殖民主义进入了国际关系的理论,参与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关注第三世界的边缘地位。这使得思维论的后现代主义逐渐进入制度化、体制化问题而成为后殖民问题。 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在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中,后现代主义得到了一定的推进播撒,同时也逐渐演变和淡化了自己。(王岳川)

(本文出自《发现东方》第三章  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与现代性审理 第二节  现代性谱系批判 三  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


责编: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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