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四章 第一节之四大发明遭遇挑战与文化民族主义问题

2019-06-24 09:18:0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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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大发明遭遇挑战与文化民族主义问题

笔者曾在日本教学两年,期间触及和发现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海外形象与处境问题,和我们在国内所感受的大相径庭。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一手强一手弱的局面,带来的负面效应肯定很多。

当今世界关注“东方主义”问题,其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当代的因素。20世纪后期,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北美经济军事的发达一体,欧洲货币的统一,而亚洲的统一的领头雁是谁也成为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于是,不仅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近些年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

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铁)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 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至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 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 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公元695-699年),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 ,还有人认为是约翰•芒特兰或者劳伦斯•克斯特发明了合金活字印刷,也有人认为是约翰•福斯特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在西方学术界的长期争论中,最后形成这样的共识:“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对各个时代的潮流和尝试进行了综合。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将合适的纸张、具有特定的连续性的墨水、合适的印刷机,以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出上千个字的打字设备组合到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杰作是15世纪50年代于美因茨出现的。” 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约四百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这样说“他也可能曾受益于远东的某些思想,那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利用某种活字进行印刷,并且发明了纸、丝绸、火药和瓷器。” 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什么叫“可能曾受益”?什么是“利用某种活字”?这无异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取消了毕昇的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甚至有人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梦溪笔谈》,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由毕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述了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 

“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Mrs.Pratibha Prabhkar Gosaui)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Pulp and Paper Canada),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 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7世纪才出现的 ,而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到了50万、60万、70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发掘就成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专门作假的“神手”。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到70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100万年挖出原始人遗骨?因为他要通过伪造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体揭露曝光,成为震惊考古学界的丑闻。 这说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有所抬头,某些人已经在不择手段地粉饰甚至伪造历史。(图403 藤村新一造假)

从深层看,日本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从“脱亚入欧”转型到“向亚太进军”。一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一员”自居的日本,二战后看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振兴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于是,日本开始从地缘政治和亚太经济潜力上体悟到“东亚崛起”的重要性,开始提出成为东亚经济繁荣“领头雁”的前瞻性战略思维。其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新举措:国策上强调全球化中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大国外交”的战略,认为国际社会的中心已经从政治和军事转移到经济和文化方面,日本要努力实现“新的全球观念”,走向“新的产业文化国家”。这一切都标明日本正力图成为亚洲共同体的老大。

其实,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是在中国文化发源问题上,“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一度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20世纪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后,即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的,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他的著作《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响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甚至推测出了具体的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 “中国文化西来说”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认可,包括章太炎、刘师培, 甚至当时中国人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几乎无不奉“西来说”为据,不惟坊间教科书为然,即使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史、中国地理讲义,亦曾一时全采拉氏之说。“疑古派”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同时代的日本亦大肆宣扬“尧舜禹抹杀论”。

当然,同这种观点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中源说”, 强调西学源于中国传统,尤其是先秦诸子。如徐光启(图404徐光启像)、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认为中国传统科技与西学之间存在相近之处,是受“一源辐射”影响,西学只不过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遗义”, “皆谓圣人所已言”, “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 黄宗羲讲学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拾中国圣人之余绪:“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  。积极倡导西学的康熙帝同时也积极倡导“西学中源说”。 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学源于中学的说法,下迨清末,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俞樾、黄遵宪等依然老调重弹。如黄遵宪就认为:“泰西之学,其源流皆出于《墨子》。其谓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 这些说法,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打开国门过程中“天朝上国”的民族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将西学纳入中国学术系统中,可以回避严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学。(王岳川)

(本文出自《发现东方》第四章 文化纷争与大国文化软实力 第一节  当代国际文化纷争的严峻局势 二 四大发明遭遇挑战与文化民族主义问题)


责编: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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