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四章 第二节之当代中国文化的战略处境

2019-06-27 09:23:0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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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际文化战略与竞争

一  当代中国文化的战略处境

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国内的和谐,一方面则依靠国际形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首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中国文化失败,那么首先就可能败在台湾。

其次,各类中国分裂论甚嚣尘上。李登辉曾出版一本书叫《台湾的主张》, 在海外影响比较大。他在其书的第七章中明确地提出“七国论”:“希望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

实际上,早在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7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根据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右翼学者中岛岭雄,在1993年曾发表文章,主张把中国分割成12块,除了上面7个地区外,还包括香港澳门、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区。同时,日本右翼政客宫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内,又抛出所谓《中国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国应在邓小平以后“分成16个小国”,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广西、宁夏、云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国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

在台湾岛内则有一个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和平七雄论》,这是又一个妄图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这7块包括满洲(东北)、内蒙、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认为,台湾已经分割出来了,不必将其列入。

从以上资料可知,李登辉的“七国论”是反华和分裂势力的一次整合和显现,并非李登辉一人所为,以上提到的三个人都与李登辉有瓜葛。 可见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未来处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在20世纪末,美国《华尔街导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是“花架子”的中国,看上海、北京、深圳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像模像样,而再往西部看就是穿草鞋和短裤,这叫做“花架子的中国”。这是为什么?正是因为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国论”——日本最早提出然后得到美国的附议,而在21世纪初被李登辉加以系统化。以七国论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国等西方现代国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国分裂论,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变得空前复杂。

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应通过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各类分裂舆论。

国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征,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 王国维在后期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和王国维有什么关系?王国维早年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学,是为了唤取民智,唤醒民众,以救国人精神疲弱;然后写《人间词话》是要唤醒自己;写《宋元戏曲考》——把唐诗宋词之后所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剧重新加以阐释并订其谱系;再往后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借发掘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雄强精神,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伯希和、斯坦因等从敦煌抢走了很多珍贵文物资料,并运到了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使得中华文化命脉有中断之险(图405 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经《妙法莲花经•卷六》局部,现藏大英博物馆),如果中国学者不去研究敦煌,那么谁研究?后来,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为晚年时他已经意识到外蒙古将从中国母体上割裂出去。王国维做的每一门学问都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那么,今天如果“七国论”成功,难道匹夫无责吗?军事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仅仅军事强大就可以了吗?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强大的国家内乱不断,民不聊生,所以文化的重要性异常明显。

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还要进而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成功后还会有对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优越性的图谋呢?为什么有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文化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我坚持认为:文化问题空前重要。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统一中国,在今天看来会是多么危险。科技、制度的并轨阶段都将过去并成为常态,构成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检视冲突进而化解冲突,这种工作应由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然而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却很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人了。

现在许多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而中国文化的现状反映了我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争端和文化冲突准备不足,危险是很明显的。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他强调:世界政治在冷战局势结束后进入了“后冷战”的新阶段,全球政治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的冲突、不同文化的冲突,而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 著名东欧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不同意亨廷顿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冲突的说法,而是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强调“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认为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已经失调,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矛盾焦虑的同时,也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和欲望:“眼前正在发生的真正‘冲突’,不都显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密切相关吗?”他把个体内部的欲望同全球化导致的文明内部的冲突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在西方倍受重视。那么,需要关注的是,是什么原因使同一种文明内部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亚洲的经济是“雁形”经济。 领头雁是谁?当然他们认为是日本,而且经济中心是在大阪。中国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心可能是上海。韩国人不同意,说未来的“雁形”经济中心应该是在韩国,它的中心是首尔(原名汉城)。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敏感程度相当高,不管是北边的中俄边境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还是南边的西沙群岛问题和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竞赛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中日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一触即发的。 很多人认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国际文化形势而言,我却觉得实在应该居安思危!因为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崛起,日韩等周边国家预感到未来“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有可能就是中国,并已经从各自国家利益角度考虑相应“制约”或“钳制”对策,亚洲的形势正在日趋复杂化,中国很可能正坐在“火药桶”上。

2008年4月,美国CNN主持人肆无忌惮地辱骂13亿中国人。 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也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确实是真正崛起了!于是,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重新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似乎对他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威胁。在这种早已过时的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乃至东亚一些国家把中国崛起污蔑为“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就不足为奇了。

正是因为在政治、经济上中国无可避免地崛起,所以有些人就在文化战争上打主意。“文治武功”的“文治”之所以要摆到“武功”之前,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谁把握了“文化”这把钥匙谁就得天下,谁把握了“人心”谁就顺承天下。相反,仅仅是敌对攻打,最后的结果就如现在的伊拉克一样。钢琴曲《巴格达的星空》那分外清澈的旋律,却使人感到难以平息的郁闷,因为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曾经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地,但代表西方文明高峰的美国却用它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击中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脉动的心脏——巴格达。事实证明,发达文明也许会反过来对其母体进行打击,这意味着文化对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在多极世界中相当重要。

随着国家文化安全的深入人心,成立国家文化安全机构,制定国家21世纪文化发展战略,也就日益紧迫。 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家机构从事文化安全和文化战略的制定、规范、研究,那么国家文化安全就很可能还是无法达到,也不能积极应对国际文化争端。

没有文化的人类历史是无法想象的,任何民族都离不开文化;任何个体无法脱离文化,个体总是需要认同某种文化,没有文化的个体人生是不可能的;大到国家、民族、部落,小至每一个历史时空中的个体,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环抱着人迈向自己的未来,个体通过自己的作用承担起所属文化圈的职责,并将自己所属文化发扬光大;任何文化选择并非轻松随意的,文化链条的断裂总是会带来形形色色的文化失语。

当前,我们应以较为宽广的“文化战略”视角审视有史以来的人类文明,将历史视为多种文化有机体的接触、交流、发展和竞争过程。每一种文化形态如同人类个体一样,有着生、老、死、灭的生命过程,而人类则是文化生命延续发展和衰亡的参与者。

在文化战略的视角下,文化软实力问题逐渐浮上水面。可以说,软实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概念,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这种软实力在全球化时期对反对霸道与张扬王道的意义重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视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对话互补,就将为文明冲突付出巨大的代价。(王岳川)

(本文出自《发现东方》第四章 文化纷争与大国文化软实力 第二节  国际文化战略与竞争 一  当代中国文化的战略处境)


责编: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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