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六章 第四节 文学性话语与中国文学身份的确立

2019-07-18 15:27:0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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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学性话语与中国文学身份的确立

“文学性”问题,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突出,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说“文学性”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文献性。随着文学的逐渐精英化而使文献资料性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忽略,仅仅突出其精英色彩。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诗论,诗书画论一体而古今皆然,所以没有必要由于文学是艺术的一部分而将它从艺术中分离出来变成为独立于艺术的一个门类。真正的问题,倒是在文学性背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诗意失落及精神身份失落的问题。

文学性讨论不是空洞的文论问题,而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我想以具体是的实例来谈谈“中国文学的地缘处境”问题。我们知道,“地缘处境”、“地缘政治”具有其重要性。 试想,如果离开了“安史之乱”痛彻肺腑,离开了晚年杜甫在成都几年的生命感受和诗意书写,杜甫诗歌还剩下什么。在文学专业范围内,文学和文学理论共分成了四个方面,而今天在这四个方面争论不休,显示出文学社分认同的危机。

一  文学的对象的文化语境变迁

文学对象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有而难以限制,无论是天地花鸟还是民生佛禅,都可以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大众文化当然也是其一部分。作家写的文学文本成为自己的身份证明,如果要写成一个杂揉的后现代文本,甚至新闻图片、影像资料和插科打诨等也无不可,只是它们要进入精英的行列很难。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学经济学的合谋,批评立场消失,身份模糊、言辞浮躁、价值飘逝。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转换思路,关注“中国文学的地缘处境”:今天人们是否清楚周边国家的利害冲突问题?是否清楚人类的生物链基本构成以及在生物链中我们处在哪个维度?是否清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涵义?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力上升,而且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还将维持上升。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崛起。2004年中国的GDP居全球第6位,2005年飚升到全球第4位,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据一些经济学家的乐观估计,2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国。但是与此同时问题也出现了:中国在逐步提升军力的时候,美国已经制造出了子弹大的原子弹(前苏联还是手提原子弹),而且美国全球霸权的军事活动加剧,在关岛的三艘航空母舰的“盾牌行动”针对性十分明显。 在我们还在谈论某些文学内部问题时,其实外部环境正在酝酿着关键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于,在当下的文化讨论中应该引入“地缘”、“处境”等问题,因为中国今天的周边地缘关系要关注:李登辉宣称的“七国论”——强迫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已经出现,战火纷飞、血腥伤亡的中东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已经被西方传媒谈论成了种族和宗教问题;被亨廷顿强调的21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冲突难道一定不会出现?难道我们就可以完全掉以轻心?这难道不是文学要思考的对象?不是文学赖以存生的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和它的大关系网络吗?如果丧失了这些重大问题,而仅仅谈论那些所谓的风花雪月的所谓文学性问题究竟有多大意义?

在我看来,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文化问题非常多。正如《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一书所说的那样:“美国200余年的历史,走过的是一条争取独立、大陆西进、海外扩张、国势崛起、与苏对峙、称霸全球的轨迹。然而,自从19世纪末美西战争以后,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纵横,美国终于接替英国获得霸权国地位,成为西方世界的盟主。……然而,永久的强势地位绝不可能来自武力的胁迫和经济的牵制,先进的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再生体系,才是征服他国家的最终力量。”  (图607《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书影)

台海局势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台独一日不止,战争可能性就依然存在。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很高的战争艺术。 台海战争将使得文学地基、文化身份、社会空间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氛围当中,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中国文学的深度问题。如果不思考,还像1980年代的现代性西化、1990年代的后现代性西化那样,将在彻底西化以后出现“本土文学真空”,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扼杀了文学精神。

1998年,韩国出台 “文化立国”的文化国策,成立了多个相关基金会,要大力推出“韩流”。随着“韩流”的成功,要进一步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仅仅5千万人的韩国远远地走在中国前列,中国的思想家、理论家该做什么呢?另外,关于中日“东海油田”问题。日本在内的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和嫉恨,日本的军事武装明显想压制中国,日美联合的趋势值得充分注意。最近一段时期,南海问题日趋紧张,南海问题涉及资源、文化、政治等多层面的问题,考验着中国的政治智慧和文化软实力策略。但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书法家、音乐家或画家,几乎都没有思考或触及这个问题。这已然说明国内的思想界诸多差异性,导致了中国大抵只能继续强调韬光养晦。这些,使得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文化交流产生和平祥和的气氛,是文化在当代多极世界的重要意义所在。文化不仅仅是教化,它也表征出着国家安全和人类和平的意识。如中日间摩擦较多,除了其它多种原因以外,还因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没有注意到文化尚未深入世界人民的内心。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科技和军事“硬实力”的同时,文化的“软实力”需要加大力度发展。

二  文化知识建构应该走出封闭而重新阐释世界

当代知识性出现了很大困惑:经典知识正在失效,高雅文化已经丧失了“修为”的时代氛围。如陈凯歌的电影《无极》被人们称为“无聊至极”,于是胡戈就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使得陈凯歌变得更加无聊。过去的陈导代表着一种电影的权威和大制作的精英的身份,“馒头事件”引发后,人们对大导演的权威身份认同感消失了;博客上关于白烨和韩寒的争论,“所有的圈都是花圈,所有的坛都是祭坛”不胫而走,使文坛甚至是任何坛都变得可疑起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几个逆反式阐释的例子:自从有学者提出屈原究竟为什么而投江而死这一“天问”后,历代士人都在寻找着最合逻辑的答案,今天有人似乎终于找到了:屈原是因为爱一个不应该爱的女人而死的;有人说,陶渊明曾经不为五斗米折腰,但陶渊明晚年流浪多年讨饭,尽管他为五斗米没折腰,但日后为了一碗饭而尽折腰;对于李白之狂,有人却言之凿凿说他是媚俗之狂;而杜甫忧国忧民,也有人说他是一心想做官。戏说风还未过去,虚无风又来,那么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的读者以及我们一般人对文学还能产生一种脱帽的崇敬感?还会认为文学具有精神的魅力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得今天的知识建构能够具有专业精神而不让别人说三道四呢?今天的诗人不少进入了世俗化平民化,今天的电影进入了大众狂欢的平台,今天的博客使得批评家的尊严权威丧失殆尽,文化究竟在丧失文化生态之维中降解着怎样的精神价值呢?

大众媒体影响之大,使得当代精英文化正在丧失文化辐射力。当然,重要的不是去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电视、批评广播,而是要在这个中性平台上去运行我们的思想,把真正文学和文学知识建构的东西贯穿进去。只有如此才会尽可能地减少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

三  身份疏离与回归传统

这十几年里,一大批学者确实是在做西学或者说西方文艺理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学者研究对象在逐渐开始转向。在转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在回归什么,而是强调自己的身份立场。我在课堂上用《大学》《中庸》这两篇古典名篇试了试博士班的学生。(图608王岳川著《大学中庸讲演录》书影)朱自清教授说,在中国古代,《大学》是人们在十五岁读完小学以后进入大学(那时没有middle school)时的读物。我请两位文学博士生解释被朱熹称为“三大纲领”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结果回答得不行。在过去十五岁学生的读物,今天大学的博士生居然也难以解释清楚!然后我将《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书写出来请他们解释:为什么开篇这么强调“性”“道”“教”?结果仍然没人能解释清楚。这表明在知识结构的建构上,当代教育严重西化已经使学生成为了严重的“文化偏西者”和“文化厌中者”。大学生乃至博士生的知识结构已经变得很不文化生态了;人们在谈论自然生态时,精神生态已经出了相当的问题。这个问题往深处说,是过去的“现代性”命题对儒家和道家思想过分批评或疑古所致。我又问为什么孔子要说“吾从周”?很多人从“吾从周”字面上认为孔子是克己复礼,要回到周代而不要当代。其实是这没有读孔子这句话的前后文。“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谈到夏太远,文献不足证;殷商尽管还有残留的遗民,但是已经衰微,所以只有当代,不管是西周还是东周,是可以认同随从的。孔子是春秋末期,所以“吾从周”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是说古代(夏商)的礼,再也不要去坚守它了,我们要与时俱进,根据当前的情况来定。谁说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回到古代?谁说西方只是往前面发展而不往后返观?随着中国的崛起,只有三“和”可以让天下人心服。和,就是东西方的大融合。重新认识《大学》《中庸》,复兴儒学,不仅仅是恢复一些礼仪,更重要的是恢复其精神。一般的仪式都可以删改简化,甚至废除,而真正的中国精神则应该发扬创新。《礼记•中庸》说“道不远人”,道就存在生活当中。但为什么一变为“学”就离人们远了呢?一变成了高头讲章就与我们疏离了呢?因为它中断了道与生活的联系,中断了道与人心的联系。

上例说明,文学界文论界对古人思想了解太少,对西方知之甚少,对整个世界的军事、政治漠不关心从而被世界所疏离。真正的诗人应该关心的一些大的动向,关注风云突变的时局。一些术语之争范畴之争和世俗之争太多,放弃了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和争论,长此下去将使中国与诺贝尔奖、与重大理论的提出、原创性的理论建树越来越远。丧失了问题意识和身份意识的文学和及其理论,就会不知所云或离题万里。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属性,但文学(literature)这个词的本意不是纯文学,任何文学一旦绝对纯了,可能就要出现文化生态失衡。我们也不能对抗纯文学,它是我们文学中的高峰尺度,代表从事文学业务者精神冲刺的高杆。如果一定要把这高杆扫平,使满地都是精神侏儒,那文学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同样,如果只要这个高杆而其他形式都不合格,生活还有何多元斑斓的色彩?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应该加强中国的文学身份性建构,看看我们还剩下什么还剩下多少!如果以东方的智慧避免了战争,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个大国,那时我们当已何种文化面对西方,或者是用什么精神产品来让西人认识欣赏到东方文化的魅力?如果西人终于来了,听中国教授们在唱着卡拉OK,那是日本的;看玩的是波普艺术或者流行艺术行为艺术,那是美国的。亚洲有三个电影大国,一个是印度,载歌载舞的民族歌舞;一个是日本的“和魂西式”电影;一个是中国的全盘西化的电影。但是,2008年底在美国做了一个对亚洲电影的观众评估,结果美国人最喜欢印度电影,因为非常具有差异性的民族特色,其次喜欢日本电影,因为它还有“和魂”。不太欣赏的是中国电影,因为全盘西化了。这就告诉我们越是有民族文化的,越是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差异的才可能被其他民族更好欣赏。 中国的文艺理论界究竟还能拿出什么来作为西方人辨认我们身份的标志?如果没有这个根本的标志,当代文化和文学谈何创新?

在传媒时代,文化的兴盛除了一定要有制度性调整以外,还需要文化氛围和媒体平台的良性调整。在文化氛围中传媒起了重要作用。在全球传媒系统平台上,西方强势文化显得相当突出,而东方文化则被“非中心化”。随着世界格局的微妙变化,中国新文化传播到西方而出现“新东方”热时,西方当会认识到新的东方大国崛起的意义。文化精神的播撒重在传播和宣传,当代传媒不是西方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张本之地,而是应该营造出东西方互动的文化趋势,这需要传媒对文化保持公正心态,充分重视对东方文化价值的宣传,使文化播撒不是片面的,而是东西方平衡的,才能真正走向生态文化的新境界。 (王岳川)

(本文出自《发现东方》第六章 第四节 文学性话语与中国文学身份的确立)

责编: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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