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举行辞旧岁迎新年座谈会 畅谈美育教育

2021-01-13 17:21:1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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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举行辞旧岁迎新年座谈会,会议中主要发言内容如下——

王岳川:大家好!新的一年——2021年来了,2020年过去了。北大书法所已经成立十八年了,十八年弹指一挥间。我想,十八年在中国有特殊的意义,就是走向了成人礼。我们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今天召开辞旧岁迎新年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在京的书法所教授、客座研究员、书法访问学者,以及我的博士和硕士,还有一些新闻媒体的朋友。座谈会主要讨论三项内容:其一,充分发挥北京大学在综合人文素质培育、美学美育研究、国学与传统文化传播等领域近百年的丰厚积累,丰富的科研成果,与教育教学经验的优势。其二,出版六部书法新书的发布会,阐释六部书出版的“少年中国”的强国意义。第三,北大在任和外聘任的教师对自己一年的工作进行述职和新的一年的工作展望。

北大百年来书法名家辈出,传统悠久——文以载道,这影响了北大书法所的教学纲领“文化书法”。我们认为,书法不是玩技巧,不是玩游戏,不是西方现代派试验品。书法要书写国学,拿起笔只要写《易经》《尚书》《礼记》就是“经部”,写《史记》《资治通鉴》就是“史部”,写诸子就是“子部”,写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就是“集部”。

美育教育中目标是“三会”:“教会学生美育的基本知识;教会他们去欣赏和体验美,欣赏和体验艺术作品;同时教会他们专项的、专门的艺术特长。”到2035年,基本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合格率持续下降的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依规依法予以问责。

中央倡导全民的审美教育,这是鼓舞人心的大事情。美育是审美教育,尤其是艺术美的教育。北大书法所倡导的“文化书法”有自己的美学立场,那就是“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这是对百年前蔡元培老校长的“美育代宗教论”的具体化。

早在百年前的1917年神州学会的大会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理想。他在这次演讲中指出:以后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日趋发达,现代人根据科学知识寻求解答,不再以宗教为知识。随着时代的变迁,道德意志亦与宗教脱离而独立。宗教所余下的只有感情作用,或称美感。文艺复兴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

不仅如此,1917年沈尹默教授担纲“北大书法研究会”,同样空前重视美育。沈尹默强调书法之美:“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沈尹默的书法人生将主要精力倾注在书法上。陆维钊评沈尹默书法说:“沈书之境界、趣味、笔法,写到宋代。一般人只能上追清代,写到明代,已为数不多。”我很少看到中国二十世纪一个著名的学者、诗人、教授、校长,把如此多的心血和精神完全托放于书法。相反,书法在很多文人雅客眼中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但沈尹默力挽狂澜,回归经典,走进“二王”,为中国的书法走正脉、走正路、走正途立下了大功。北大书法所继承“北大书法研究会”的光荣传统,从象牙塔学术自赏中走出来,从单纯美学理论中走出来,让美育尤其是书法美育实践进入全国中小学美育教学中去,我们正在努力。

我在北京大学招收博士硕士三十多年,都是文艺美学和书法美学方面的博硕士。高层空前重视审美教育问题,把美育教育提高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加以重视,告诉我们一个远景:走向那些夸张的、荒诞的、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华大地从现在开始不会有流行市场了。美育将在培养新一代学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育部规定美育的第一项内容就是“书法”,第二项内容是“美术”,第三项内容是“音乐”。全中国大概有将近一点五亿的学生,将使得全民开始重视美育和书法。于此,北大书法所理应为这些新时代的孩子们做一些切实的美育实施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文学、美学、书法学尽管有长足的进步,但是还不完美,还有不少文化泡沫和审丑杂音,我们需要守正创新,需要弘扬中国书法文化正脉。同样,面对国际上文化霸权主义,中国书法文化还应该有更多的文化自信,更需要艰难地输出中国和谐文化。我们的书法文化自强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我们应该在文化上为大国文化自强自信喝彩,在精神上为大国艺术美学做清洁的工作,祛除崇洋媚外的污染,弘扬书法文化的正大气象!我们每个人有一份力出一份力。

北京大学要继续发扬蔡元培校长“以美育代宗教”的精神,坚持沈尹默以“大雅书法为创作宗旨”,推进全民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的书法教育和培养。

程郁缀(北大中文系教授,北大社科部原部长,《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北大书法所名誉所长):北大“文化书法”传承百年前蔡元培校长和沈尹默“北大书法研究会”对美育和书法方面的正确观点,继续发扬光大。在新世纪,北大书法所提出的“文化书法”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北京大学是中国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美学研究最有实力的学校。100多年来,先后涌现了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杨辛、叶朗、王岳川等美学名家,全国美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一大批出自北大的教育。北大学者编辑出版的各类美学著作和学术成果,均居全国之冠,并在教学经验上有足够的积累。作为北大书法所名誉所长,我感到责任重大。

书法是书写汉字的独特艺术,是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强劲纽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标志。汉字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遗产,而汉字书法美育是我们国学的精粹。中央强调美育的重要性,在美育领域(书法、美术、音乐)中又特别强调书法。看来,我曾经起说过两句话仍然有意义:“汉字乃华夏之瑰宝,书法为国学之精粹”。

北大书法研究和教育传播方面,我们要提倡正气、提倡正风。北大书法所多年来成就斐然,不仅培养了近百名博硕士,还培养了一百多名访问学者,可谓人才济济遍布全国。而且,多年来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黄山书社等出版社,主编出版一百多部卷叠浩繁的中国文艺美学丛书和文化书法研究丛书。王岳川教授2003年在学术界和书法界提倡“文化书法”,对推动中国文化向世界输出,在国内外举办近百场书法展,为中国书法美育教育的守正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主编撰写的“中小学书法美育教材”近四十部,也先后在人民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说明,我们不仅要有理论高度,也要有书法教育实践广度。

我们要认识到美育作为国策的重要意义——通过美育教育,建设美丽中国和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蔡元培校长“以美育代宗教”,“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可惜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始终在内忧外患的战火中颠沛,教育界有心无力。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百废待兴,加之十年文革,美育教育几乎完全荒废。

现在,中央强调美育的重要性,高频率地使用“美”这一概念,而且是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国民身心、生活环境等全方位地加以统摄。这显示了党和国家,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层面上,从过去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追求国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步增长、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转变的重大思维调整和战略转型。我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抓美育研究与教育传播推广,努力在美育研究和教育教育这个传播这方面加以推进。

王岳川:今天第二个议程,2020年我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六部书法美育著作,是北大文化书法的第二阶段成果,2021年还将出版更多的书法美学教育方面的著作。梁启超曾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意味着少年——新一代青少年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切不可小看或者忽视青少年一代的审美教育和文化书法的培养。美学家宗白华也说过:“少年中国,少年的生活就是少年中国,少年的生活就是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我们在予以积极地援助,渐渐改革我们全国社会缺憾之点,造成一个愉快美满的新社会与新国家”。

高层对全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美育要求非常及时,无形中是对北大“文化书法”的价值支持。因为文化书法有几重含义:

其一,重在将书法变成人心中珍贵之境,变成我人们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变成生存环境中名家书写的大雅、优美、雄强的书法氛围。进而言之,文化书法强调书写的笔墨是其来有自、传承有序的,不以反“二王”而标榜自我新潮。

其二,文化书法反对将书法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消解掉,而剩下形式结构,似乎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其实,书法的“书”就是文字,书法的“书”又是文字组成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一底线,就可以叫做画法抽象法或者刷法都行,唯独不能叫做书法——只要有“书”法这个“书”字,就必须书写“字”,这个“字”就必须有“意”,这个“意”必须有神韵地传达出来而成为“法”。

其三,文化书法是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审美提倡,书法不是所谓个人自由闭门造车,更不是反文化反大众的反文化书法。书法是一种很重要的公共空间艺术,它不是小团体排外的一种利益驱动活动。书法是为了大众,为了提升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所以是“文而化之”的高雅艺术。

其四,强调书写的内容尽可能地要达到一种文化的高度。书写内容上最好自己有足够的学养能够填词作诗甚至能做文写赋,如果达不到也要走进经典,坚持书写经、史、子、集。所以书法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将文化书法深入到基层,将北大学术和教育的热情投放到新一代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上,力求通过国学教育、审美教育、书法美育,使他们“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成为胸怀祖国的人,中国的大国梦必然在青少年一代中生根。这六部书法美育方面的著作,就是遵循梁启超、宗白华的美学精神而撰写的,也是为青少年学好国学写好书法而出版的。其中四部书的基本规模内容如下:

《简明中国书法史》(王岳川著):为适应学生了解学习书法和书法史,出版一本字数不多、雅俗共赏的《简明中国书法史》势在必行。本书重点介绍中国历代著名书法家极其代表性作品,展示中国书法艺术和书法家的人格魅力,集知识性、鉴赏性、审美性为一体,以培养学生优雅气质和精神尊贵为目的。中国书法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它对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书法和欧美现代派艺术产生过深刻影响,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在当今西方社会影响人类美丑混淆、日益俗化的大众审美缺失中,我们努力为“书法文化进课堂”做点工作,为少年中国“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做些切实工作。

《简明中国书法理论史》(王岳川编著):为什么要学习中国书法理论?不学行不行?回答是“不行”。因为理论是把握到“一”就可以掌握“万”的关键,了解“理论”就可以了解历代书法万事万象,把握“一”就了解“万”,取万为一就是理论的魅力。可以说不了解书法理论,写书法事倍功半,了解了书法理论,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书法美学理论有悠久传统和丰富的遗产。汉扬雄认为言和书都是心灵感情的表现,书法能动情,可区别出“君子”和“小人”不同的情趣。汉蔡邕认为“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魏钟繇认为“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见万象皆类之”。指出书法美是人感受万象形象后产生的审美感情的流露。王羲之第一次提出“书意”,认为书法的点画之间要流露出言所不能尽的深意妙趣,要“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孙过庭指出书法艺术和《诗经》、屈原骚赋等艺术一样,是对于天地间阴阳对立统一的万物实质的感情志意的表现,能够“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韩愈指出张旭的书法表现了“喜怒窘穷,忧悲愉佚”等感情。明祝枝山认为书法表现“情之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可谓书法的高度与理论的深度有密切的关系。

《语文诗词与书法》(王岳川著)将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诗词文等优秀篇章三百多篇,用书法“五体书”篆隶行楷草的审美形式表现出来,使中小学生在吟诵、欣赏、体味语文诗、词、文、赋的过程中,同时欣赏到书法篆、隶、行、楷、草之美。反过来通过书写诗词文,加深对文学的诗意记忆和书法的美学感受。在当今国学热中,中小学语文课中的古代诗、词、文、赋的分量越来越重,难度逐年增加,而且语文考试中国书法分量也在加大。诗、词、文、赋与书法篆、隶、行、楷、草在本书中相遇,是一次有意义的文化创新。诗文呈现在书法里,书法表现在诗歌中,可谓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相信通过这种有意义的尝试,会为国学诗词文的学习增加无穷的兴趣。

《书法励志故事》(王岳川著):告别理论的高头讲章,通过故事进入书法家心灵的悸动和创作的神秘,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情。当我们在一个个饶有趣味的书法故事中,从远古走向当代——从仓颉造字传说、李斯统一文字、张芝池水尽墨走来,去认识历代书法大家:蔡邕、钟繇、陆机、卫夫人、王義之、王献之、欧阳询、虞世南、唐太宗、褚遂良、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文征明、王铎、傅山、郑板桥、于右任、沈尹默……了解一批书法家和文人诗意书法生活的多个侧面,使我们能够从似乎平凡的故事中,走进书家诗人不平凡的心灵世界。中国书法史没有单纯技法的书家,所有的大书家都是学问家:王羲之《兰亭序》编入《古文观止》,苏东坡是大诗人大文豪大书家,黄庭坚追求书法之“韵”提出“去俗”的最佳途径就是多读书以使胸中有书千卷。历史在大浪淘沙的汰变中,镌刻下王義之、王献之、欧阳询、孙过庭、颜真卿、柳公权、苏轼、文征明、于右任、沈尹默等一批书家的光辉的名字。他们以自身的人格和作品,为自己设立了一座座英名长存的丰碑。(图/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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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日课:临孙过庭《书谱》二则

责编:张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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